翔譽建設“哏都”天津,为什么会堕落为保健品市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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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譽建設“哏都”天津,为什么会堕落为保健品市场大

初识天津,是当年堂兄高中毕业时曾报考南开,让我知道了这么一所高校,还有这所高校所在的这个城市。

再识天津,是在自己读大学时,班上曾有一位天津姑娘。姑娘长发披肩,夏冬都是一席长裙,正好挑动了我这位文艺青年的芳心。只是追了多年未有结果,倒是让我知道了天津有个河北区,那是姑娘家住的地方。因为没见过世面,曾被这个区名给困惑了很久,不知道天津和河北到底是什么关系?不是天津出自河北吗,河北怎么又成其一个区呢?那个时候没有百度,更没有谷狗,姑娘又不愿意跟我谈心,所以我越看姑娘,越像是一个谜。

后来,到大三暑假,和一位朋友突发奇想,从济南骑自行车奔往北京,中途曾在天津逗留一晚。吃完面后,曾在一条河旁边逗留良久,看着逐次亮起的灯光投射在波心,恍惚看到姑娘那张满月似的脸,心中竟一阵凄凉,到了天津,我却不知道她的家门开在哪里。后来我才知道,她家就在这河边。这河叫海河,天津的母亲河,蜿蜒曲折,像条长丝带一样穿天津城而过,所以天津人就按照海河所在的方位给自己住的地方取名字。

所谓的河北,大概是在海河的北边。此外,天津还有河东、河西,它们和红桥、和平以及南开构成了今天天津的城六区。

天津市行政区划图。

有人就说了,天津这个喜欢说相声,也出了郭德纲的地方,在城市性格上其实就跟它给自己取名字一样,图省事,也很随意,就像相声演员中的那位捧哏。如果说北京是帝都,上海是魔都,天津就是哏都。说起来也很形象,解放后便成为直辖市,和北京近相呼应,然而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它永远都像是北京身边的捧哏。

甚至,比起后起之秀重庆,它也欠缺存在感。

1.>>>天子之津渡天津,顾名思义,是天子的津渡。当时的天子,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四子、大明燕王朱棣。

1399年到1402年,朱棣为抵制侄子建文帝削藩,以及争夺皇位,发动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他率领大军从北京南下,在三岔河口渡河,后突袭沧州打了胜仗,为自己在1403年登基称帝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这个三岔河口,正是海河,与南北运河三流交汇之处。自古以来就是南北漕运的集散地。今天为天津知名景点——天后宫正是因此而兴。当年因航海技术尚不发达,面对着大海的风涛浪恶,船户水手早就养成了“不拜神仙不上船”的习惯,所以来自西南川陕,东南吴楚的商船,在三岔河口停泊,货物卸载或转船时,都会选择上岸到天后宫祈求保佑。这里也因此成为天津最早的商业中心之一。

先有天后宫,再有天津城。此为天津的三岔河口,它在今天依然是天津一处忙碌的地方。这里不仅有代表改善天津水质的引滦入津工程纪念碑,更有网红景点天津之眼,河边大悲禅院的钟声回荡,天子渡津的故事依然在这里流传……

正因为商业地位优越,离京城近在咫尺,加上又多少为了纪念自己的胜利,朱棣决定在此筑城设卫,并在群臣献名之后,朱棣选中“天津”二字,意为“天子渡津之地”,天津由此得名。又名天津卫。

此卫乃明朝的一种军事建制,天津共设三卫,驻军16000多人。在天津设卫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巩固北疆,看住天子的门户。1404年12月23日,天津开启了新的历史。它也由此成为中国古代唯一有确切建城时间记录的城市。到了清朝顺治九年,天津左、天津右两卫并入天津卫,三卫合一。

日后,经过数次行政规划调整,它在雍正九年由州升府,下辖天津、静海、青县、沧州、南皮、盐山、庆云六县一州,成为畿辅首邑。

比起西安、洛阳、开封都古城,天津是初出茅庐的后生,即使比起直隶总督的驻地——保定,它也自愧不如,但是有运河,有盐场,还是让它在中国近代史上名扬一时,为西方列强所看重。占据这里,既能时刻威胁北京,又能方便地转运物资,两全其美。1860年,在《北京条约》中,它被增补为通商口岸,自此,西方列强在此设立租界。它也因此成为中国北方开放的前沿和洋务运动的基地。随着直隶总督在帝国行政权力之中的比重加大,10年后,它和营口、烟台的口岸通商事宜,被一起划归直隶总督管理。与此同时,同治还将北洋通商大臣一衔授予直隶总督。自此直隶总督多驻在天津,在冬天外贸淡季,才回到原有的驻地,也是直隶省城保定。到最后,世人皆知天津而不闻保定了。

在这座城市,曾经有两个政治强人和它息息相关。一个是袁世凯,一个是李鸿章。袁世凯在这里的小站练兵,开启了其所主导的北洋系的建设进程。不过,天津更应该感谢的是李鸿章。正是在他的手下,奠定了天津的交通、实业格局。

这里有外国通讯社眼里“世界上最大最好的火药厂”——天津机器局东局,有唐廷枢主持的中国最早的上市公司——开平煤矿,更有与周边矿区、城市以及帝都相互勾连的铁路……就连轮船招商局的创办也为天津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其总部虽然设于上海,却由李鸿章在直隶遥相牵制,天津是招商局开辟的新航线中举足轻重的一个节点,通过直接与外商竞争,这座城市找到了新的发展契机。自然,袁世凯也得感谢李鸿章,他在小站练兵时需要的人才,也是来自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除此,李鸿章还创办了天津水师学堂,并聘请严复为总教习。《天演论》就在此脱胎成型。

这座年轻的城市,虽然没有那么多深厚底蕴,然而,也正因为年轻,当中国的北方城市,大多陷入到古老的窠臼无法自拔时,经过西风美雨的吹拂,它相对容易转身。所以,这里不仅政治地位高,而且出了不少商业大户,比如远近闻名的“八大家”。

相传从咸丰初年也就是1851年以后开始,社会上流传着一个有关八大家的口诀:韩、高、石、刘、穆,黄、杨、益照临。其中,承办盐务起家的是“振德黄家”“益德裕高家”“长源杨家”“益照临张家”,从事海运业起家的是“天成号韩家”,从事粮业起家的是“正兴德穆家”,粮商兼大地主起家的是“杨柳青石家”“土城刘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些豪门依旧依托于中国传统商业而光大。如果中国一成不变,他们的门楣也将光耀如昔。然而在全球化市场年代,这无疑是条末路。日后“八大家”的成员便在所难免有所更替,旧的逝去,新的形成。而这些新的富豪们,在延续“八大家”荣光的同时,也在积极找寻新的出口。就如,合伙创办天津志成银行。

在创办银行之外,还有更多的人在兴学助教。像宁波帮鼻祖严信厚的族侄严修,在戊戌变法之后,得益于袁世凯的支持,和张伯苓一起开始创办“私人教育集团”。正是在严氏家馆、严氏女塾等学馆基础之上,南开大学于1919年脱胎而出。

常常想,如果这种转型一直能持续下去,而不被战乱所打断,天津会不会在今天更加辉煌。但问题是,年轻也是一枚双刃剑,它既是热血,也意味着根基不稳。没有根基,连给城市取名都找不到更多的来源。

而且,这是一座因码头而兴的城市,商贾显贵,贩夫走卒,南腔北调,四方五味,使得天津成为一个以码头为中心的大熔炉。

正是这个大熔炉,让这个城市显得融合和多元,但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流入,也让其自始至终草根气息旺盛,也充满最朴素的实用主义。

天津老码头。

尤其是在天津开设租界,洋行、工厂的数量与日俱增之后,必威体育,很多走投无路之人便涌进天津混口饭吃。天津的草根气质,一时间愈加鲜明。对这些草根来说,他们主要是为了温饱,如果再有点消遣,他们就心满意足了。加上在封建社会,他们都属于“流民”,没有太多的本土归属感,所以,在今天的天津,依旧流行着“吃嘛嘛香”、“嘛钱不钱的,乐呵乐呵得了”的口头禅。在这些话语的背后,是安贫乐道、知足长乐的乐观主义精神。

但它也对天津城市性格的形成,有着一定的负面影响,那就是不思进取,恋家,爱面子、爱耍嘴皮子,好攀比,不太负责任。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它这些年落后于上海,甚至比起深圳也不如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我们还不能忽视另外一个重要因子,那就是它离北京太近了。

2.>>>爱恨皆帝都在天津近代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刺案,那就是义女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于天津居士林佛堂。谁也没想到,当年直系军阀首领,与张作霖、吴佩孚并称为“北洋三大军阀”,人送外号“笑面虎”的孙传芳,会被安徽桐城的一弱女子干掉。当年其父施从滨为孙传芳枪杀,最终施剑翘十年磨一剑,手刃仇敌,并表明心志,慨然入狱。

之所以选择在天津,那是因为孙传芳为北伐军所败之后,寓居天津租界。从清末到民初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天津成了无数遗老遗少,以及在混战中败绩的军阀,在政争中失利的官僚、政客寓居的好地方。他们如过江之鲫一样,纷纷投入到这个天子的津渡。

除了孙传芳之外,北洋政府前后5任总统中,徐世昌、黎元洪、曹锟3人在被迫下野之后,都息影津沽,颐养天年,后来也都病死在天津私寓,而北洋政府的32届内阁,有1/3的总理,如段祺瑞、靳云鹏、唐绍仪、张绍曾、龚心湛、颜惠庆、顾维钧、熊希龄、梁士诒、朱启钤、高凌霨、潘复等,都在天津或久居,或暂住,在这里都设有私人公馆……

不过,倒有一位军阀很有“骨气”,他就是直系军阀首脑吴佩孚。1924年兵败后,有人建议吴佩孚到天津租界暂避,他断然拒绝:“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乌可为者!”

“天津小洋楼,北京四合院。”在天津的第五大道集中了一批小洋楼,住过一堆雄心不灭的新旧官僚。此楼原先的主人,正是北洋政府首任海军总长刘冠雄。它的形状是一架立着放的望远镜,不过从空中俯瞰方能看出摸样。现在是天津财经学院分院。

天津之所以如此被“看重”,在于当时的天津有外国租界,可以托庇于帝国主义势力,而且这里还是曲艺之乡,有吃有喝有乐,还比较安全。另外一方面在于,天津距离帝都咫尺之遥,便于窥测方向,重整旗鼓。相比较而言,上海虽然很发达,但是太远,如果想东山再起,那就容易耽误大事。所以在当年还流行这样一句话: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换句话说,身在天津,意在北京。

虽然这些人大多数息影政坛或军界,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仍会有“余光余热”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天津的政治地位,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到来,也带来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天津的房价在今天也居高不下,大概在当时就被这些人给炒起来了(一笑)。也正因此,中国民营银行的先行者——盐业、金城以及中南、大陆银行也纷纷创办于此,其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一起组成了民国时期最为知名的“南三行北四行”。

靠着帝都有饭吃,从这也可以看出,天津甘愿做捧哏,既是码头文化的自我催眠,同样也是因为有所依恃。所以今天的天津,一边埋怨着北京太大,太有虹吸效应,从而造成了自己 “灯下黑”,但在另一方面,它们又不舍得放弃从帝都那边外溢出来的好处,大做着京津冀一体化的美梦,期待着北京赶紧人口疏导,企业外迁,各方资源分流,这样利大的自然是自己,其次是河北。

这种围绕着帝都打转的自我定位,在影响自己进取心、创造力的同时,也容易让这个本来很年轻,未来有着无数可能的城市,却深受权力思维的熏陶和影响,涉世不深便掉进了大染缸。如果说上海在民国时期的黄金时代,得益于自由市场的开辟,以及对市场准则和制度的开辟和维护,天津虽然也冒出了不少企业家,但是他们不是出身官僚阶层,就是习惯用官僚的方式,来经营企业和这座城。

比如说,参股的多有官场大佬;与权力结合得比较紧密,甚至以权力作为依托。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利润来源,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与政府做生意而获得。

就比如说盐业银行的创始人张镇芳,本人就是前清官僚,而且与袁世凯有着特别的关系。其总经理吴鼎昌除了紧盯北洋政府各机关领导的军政费这一存款之外,还长年从事一项特殊的业务,即向当时的权贵显要和清朝遗老,包括末代皇帝溥仪在内的清室后裔办理押款。日后,当清室无钱还款,他们的押品就被没收处理。这一大批古物中,就有2200多件瓷器,还有很多乾隆时期的玉器。将它们变卖,不仅还清了清室的押款本利,还剩下千余件文物,其中还包括中国文物史中最为知名的一套16只金编钟,它无疑成了银行的账外之财;

天朝绝响金编钟。1790年,为了给弘历八十岁寿辰祝寿,各省总督聚敛黄金,由宫廷匠人精心设计铸造了十六只黄金编钟,算是“万寿节”的贡品,用以炫耀盛世豪富。此套金编钟,共用了一万一千四百三十九两黄金,共重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七两二钱(黄金成分不纯)。打破了我国历代用铜铸造编钟的传统,而这其中最重的是“无射大金钟”,最轻的是“倍应钟”,铭文“康熙五十五年制”。

和吴鼎昌相比,金城银行的董事长周作民在经营上也“颇有特色”。他不太注重管理,而注重经营银行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所以他要求基层行员一定要有服务礼貌,哪怕盛夏时节,上班接待顾客都必须穿上整洁的长衫。另外,他的手下还准备了“吃、喝、嫖、赌、玩古董”这五种人才,投那些需要敷衍逢迎的人物之所好。谁要是路子多,他往往很迁就放纵,必威体育,哪怕生活腐化挥霍公款,甚至拖欠行里很多钱,最后经过他批准,就可以作为呆账一笔勾销。

不得不说,哪怕在今天被当成是中国民营银行的先行者,这些企业在行事风格上还是有着浓厚的官商、权贵勾连的影子。不在皇城根,胜在皇城根。

无疑,这种权力思维,加上码头文化,导致了这个城市既自恋,又自卑,有着想要自强的欲望,却又缺乏自立的足够动力。相对于规则和市场理性,它更强调的是人情,和关系。所以,尽管在民营企业上有开创之功,但是天津到今天,还没有看见真正的、做得很成功的民营企业。即使近年来增速迅猛,但依旧面临着 “大而不强”的突出瓶颈,集中表现在行业龙头企业少、企业科技创新程度低、管理水平滞后等方面。

当然也有几个闻名的,却是类似于天狮、权健这种“怪胎”。

3.>>>天津急需重整“行装”对于权健这样的企业来说,灯下黑是最好的伪装。

躲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一方面,可以肆无忌惮地做很多事情,另一方面,还可以暗中偷窥别人做的事情,总之有一种彼在明处我在暗处的美妙错觉。

尤其我们注意到,它们落脚的武清,坐高铁只需要22分钟就可以抵达北京南站,这也意味着,占据天津,意图北京,进而占领全国。正可谓进可攻,退可守。

在天津“打拼”无疑还有一项好处,那就是作为码头城市,这里最不缺便是新鲜的人。一群人像潮一样退出,另一群人便迫不及待地又涌了过来。正好可以不断收割。

更重要的是,这个城市“吃嘛嘛香”、相对闲散的性格,对保健品有着旺盛的需求,对那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企业,也很难有太强的辨识力。

所以,我们会发现,发展“保健品+直销”这一商业模式,天津一直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商务部网站显示,从2006年2月22日雅芳(中国)有限公司获得第一张直销牌照至今,商务部一共发放了91张直销牌照,其中就有8张给了天津的企业,这8家企业主营业务均是保健品生产与销售。

然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受到过媒体和公众的违规销售质疑,或者因为违规销售受到过相关部门的处罚。

还是然而,它们依旧顽强扎根在这块土地上,甚至还越做越大,比如权健还买下了当地的球队。这简直就是将天津和自己捆绑在了一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在很多人看来,这支足球队只是企业用来洗白自己的工具而已。

不得不说,这些企业的存在,虽然带动了就业,拉动了上下游产业链,提升周边经济环境,形成区域经济环境,而且本身还是利税大户,让人很难对它做出抉择。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尽管天津取得了光鲜的成就,但是到目前,又面临着发展的严峻问题。一是随着建筑的饱和、基建的降温,固定投资将大幅减少,而且一线的房价、二线的生活成本、三线的工资水平,也容易影响人才的流入;

二是京津冀的环保治理,以及人工成本的增加,造成了天津原本的电子厂和基础工业/制造优势变得不再明显,甚至有大量电子厂被转移和强制关停;另外就是人工智能的到来,它也将替代大部分操作工人,进一步影响天津未来的就业人口……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权健、天狮之类的企业被容忍存在的背景。

但是对天津来说,眼看着这些企业做大做强,无异是饮鸩止渴。如果不忍痛割爱,壮士断腕,它不仅会带偏这个城市的未来发展方向,而且还有很大可能,将天津本土文化中的负面因子,再次“发扬壮大”。

天津需要借此机会,来重新整理一下自己的“行装”。在这些行装当中,突出是港口、铁路、公路建设,以及要楼有楼要地有地的硬件水平,必威体育,但是,在提升城市管理,以及突破性格和思维的局限,并跳出染缸,进行自主创新等软件上,还没有彻底硬起来。

接下来,天津需要做的,就是摈弃“灯下黑”的担忧。对它来说,苏杭两城无疑是很好的参照系。它们的身边,也都有一座巨无霸式的城市。天津有北京,苏杭则有上海,但是苏杭却没有心甘情愿对其投怀送抱。如果说以前的杭州被当成是上海的后花园,今天底气十足的杭州人,却将上海当成了自己的购物广场。

当然,天津也可以继续做它的“哏都”。在港湾经济、城市群成为一种新的能参与全球竞争的城市经济增长模式之后,天津肯定不会放弃自己对北京的依靠,并期待京津冀的抱团出击。从人口总量、经济规模、基建配套再到地缘政治,京津冀的禀赋都是得天独厚。

但在相声等曲艺里泡大的它来说,应该清楚地明白,捧哏也是个技术活,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捧出花儿来,而且,捧哏捧得好,甚至光彩还可以超过逗哏,像郭启儒、郭全宝、唐杰忠等人,照样靠着捧哏让人印象深刻。

不知道天津会不会有这样的志气,不过,对于这个一出生便沾有皇气的城市,首先要做的一定就是,自个儿别把自个儿看轻了。

采写 | 王千马(果祯文化CEO、“吾球商业地理”创始人)

图片|除特别注明外,均来自网络

编辑| 大腰精

制作 | 粉红女佩奇

此文在采写中参考了:《对外地人和年轻人来说,天津到底是一座怎样的城市?》(杨海龙),《“传销阴影”:天津保健品企业的黑历史》(《中国经济周刊》)、《民国时期天津企业家的困境》(苏小和)、《民国天津社会史》(周俊旗 主编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哏都解密,天津卫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歌者)、《浅析码头文化对天津人生活方式的影响》(王静、马彧)、《北洋军阀政客在天津的寓公生活》(杨大辛)、《中国国家地理》……

等文献/文章,和图片,在此特别感谢。

(壹点号 吾球商业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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